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现代性
第62期
作
者
简
介
唐爱军，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核心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韦伯现代性理论、意识形态、中国道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工作。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北京大学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近些年，主要从事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研究，相关成果获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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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本现代性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在社会形态跨越的基础上，破除了无批判肯定资本与彻底否定资本之间的抽象二元论，形成了一条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其基本特征就是驾驭资本。驾驭资本一方面表现为承认和利用资本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表现为运用国家权力对资本进行规范和防控，在资本问题上“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驾驭资本的中国道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构建了资本—国家—人民的三元主体相协调的驱动模式、建立了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模式、开启了和平发展的大国崛起之路、开创了“发展-独立”型的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资本现代性逻辑；驾驭资本；中国道路；马克思
这些年，理解、解码当代中国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它既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急需回答的学术命题。中国道路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本文力图表达这样的基本思想：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
（一）资本现代性逻辑
何谓现代性？黑格尔认为，“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1]主体性原则就是理性。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立足理性把握现代性，开启了“理性现代性”的阐释路径。与此不同，马克思从资本出发，切中现代社会。在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常常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国家”，甚至“现代社会”的表述。列宁曾有这样的提问：“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2]实际上，马克思将资本（或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标示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一部资本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是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现代性是各种因素、力量作用的结果，但是，资本是“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现代性逻辑有诸多不同的面向，但是资本逻辑是它的本质逻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客观规律，构建了科学的现代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及其现代史观，探讨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起源、过程、特征和历史趋势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质——资本主导的现代性模式[4]。把握资本现代性模式及其相关逻辑，可以从以下六个维度入手：
一是现代化的起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起源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5]不断形成的。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起源过程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最终形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工人（雇佣劳动）和占有大量财富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资本）。
二是现代化的动力及其作用模式。推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资本。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从抽象意义上讲，“向外扩张”和“向内吸纳”构成了资本的作用模式。“向外扩张”指的是，资本打破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界限，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从特定地区向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扩张。“向内吸纳”指的是，资本无穷尽地吸吮活劳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并尽一切可能开发它们有利于资本增殖的内在属性。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讲，在生产和经济领域，资本的作用模式表现为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劳动逻辑（包括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两种类型）；在非经济领域，它表现为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逻辑的统摄。
三是世界历史和世界秩序。资本不仅推动一个国家或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而且也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为了追求财富，需要国际分工、商品全球流通、世界市场，它力图“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6]。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推动了全球化，同时也重构了世界秩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三个从属于”鲜明揭示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它反映的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支配与统治。西方资本主义推动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其本质上是资本统治下的弱肉强食的霸权体系。
四是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基础的现代性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巨大功绩就是创造了现代性文明。现代性文明首先表现为物质文明、工业文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8]资本为了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将自然科学、技术、管理广泛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不断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西方工业化是根源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而不是与此无关的现代性制度性维度[9]。除了工业化外，资本现代性的另一个基础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资本所进行的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10]当然，现代性文明还包括其他方面，比如，自由民主制度、法治体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
五是资本现代性的矛盾。马克思披露了资本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现代性危机”，大致说来，它表现为四个层面。（1）“自然的异化”。资本的到来，消除了自然的神秘化，破除人类对自然的崇拜，资本的“效用原则”，使得自然界只是成为资本的“有用体系”。资本的 “增殖原则”使得资本对自然界的控制、利用、开发乃至破坏是无止境的。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逻辑。[11]（2）“社会的分化”。资本现代性模式是建立在资本剥削劳动的基础上的，它必然会带来“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抗。（3）“全球冲突”。资本的全球扩张，必然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与对抗带向整个世界，其显著表现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与压迫。全球冲突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西方与东方之间，而且也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后者的实质是大资本与小资本的冲突，是“市民社会原则”（“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国际版本。（4）“人的物化”。资本重构了人的生存样式和精神世界。在资本统治的世界，人们追求对物的占有，把获取物质财富当作人生的唯一或根本目的，人的自身能力、自由个性和精神生活被忽视了，当然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的发展实际上变成了物性化、片面化的发展。
六是资本现代性的历史趋势。资本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价值增殖的本性最终使得资本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它有其无法克服的界限。[12]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必然是被覆灭。马克思在《宣言》（“两个必然”）和《资本论》（“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等著作中先行进行了“理论上的审判”。当然，资本现代性的灭亡不是对现代性文明的否定，而是在继承现代性文明的“物质内容”的基础上，改变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过于狭隘，窒息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扬弃资本逻辑和资本现代性的，是新的文明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它克服了资本现代性条件下的资本奴役和社会异化。“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
马克思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进程，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对资本现代性悖论展开激烈批判。但是，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是否必然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现代性是否构成了现代性的唯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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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是否可能？
尽管马克思系统论述了西方资本现代性逻辑及其历史进程，但是，他同时又是率先思考“反题”的：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或者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有学者将其提炼为“马克思之问”[14]。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理论的反思
西方资本现代性逻辑是不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有民族、国家都要经历资本所开辟的历史进程吗？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我们可以简单地找些例证。马克思在《宣言》揭示了资本全球化的必然后果：“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一切民族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当中。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更是把西方资本现代性逻辑表述为“铁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6]这段话后来也成为经典现代化论者主张“现代化=西方化”的“有力证据”。50年代，在关于印度等东方社会的评论中，马克思尽管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了猛烈谴责，但是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它“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7]，推动了东方社会的文明进程。
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马克思深化了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也对以往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资本全球化等理论进一步反思。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马克思明确将资本现代性逻辑限制在西欧国家，《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以及资本现代化道路阐释并不是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881年，在那份给查苏利奇的著名信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明确了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历史必然性”的“边界”问题。俄国公社由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由此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但是，在正式的回信中，关于俄国未来发展道路到底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极其谨慎的，给了一个看似“和稀泥”的答复：“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9]1882年，马克思在《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0]
因此，资本现代性逻辑的适用范围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我们应当将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加以思考。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晚年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反思。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存在？不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否可能？尽管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从不断修改的稿子中，我们可以确认马克思的重要观点：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的。东方社会完全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许会有一些反驳的理由：既然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道路，并且天然是合理正当的；任何民族、国家都可以不经历（即跨越）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这就彻底否定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核心是五形态论）。其实，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只是从抽象的“特殊性”看待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马克思晚年所思索的超越资本现代性绝不是建立在抽象空洞的“特殊性”之上的，它依然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基础之上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诸多的特殊性当中；二是诸多特殊性之间的关联性之中。只有具体地揭示了这种 “关联性”，才能认识到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思想的真谛。[21]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出发，揭示出五形态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这一规律是立足于全世界范围的，而不是就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而言的，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或民族都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而不能跨越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社会形态。当然，某个国家或民族的“跨越”是有条件的，它是以世界范围内普遍经历了特定社会形态为前提的。比如，某一落后的东方国家（如，社会主义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的客观合理性。恰恰相反，这种“局部的跨越”是以“整体的不可跨越”为前提的。说得更明确些，某个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恰恰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普遍存在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占有后者的一切积极成果。这种既跨越了资本主义，又要占有后者的积极成果，体现的就是“关联性”。我们从这个“关联性”中，才能理解一些后发国家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并不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恰恰是它的具体表现。
（二）实践的探索
马克思晚年思考只是揭示了，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具有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前者能否转化为后者，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能否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而言，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能不能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而是能不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稍作说明。一是“走不通”。就外部条件看，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的全球霸权）对中国的剥削与统治，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得到自由发展。就内部条件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自身的软弱性，无法担负起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历史任务。“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即现代化——引者注）。”[22]民族独立与现代化，孰先孰后？当然是前者。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买办性，使得它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摆脱国际资本依附，实现民族独立。二是“走不好”。即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推进现代化，也不过是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而非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此外，一系列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历史舞台上纷纷破产，进一步宣告中国只能走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总之，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中国革命未来前途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的道路，而非资本主义道路。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中国发展道路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真正的实践。1956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变革，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中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只是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第一步。[23]第二步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实践。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率先将“马克思之问”转化为实践探索的问题。针对俄国的一些“唯生产力”论者的质疑，列宁强调：“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4]列宁领导下的苏俄现代化道路可以“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25]。苏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不同，但它要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全面的吸纳。列宁的“两个公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6]，“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7]。但是，列宁的一系列发展思路并没有很好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来不断僵化，最终定于“苏联模式”一尊，它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从1953年起，中国已经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实现的是“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化”并举。从1956年起，我们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第二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什么样的现代性以及如何实现现代性？首先要看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展开的。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种强烈意识。一是强烈的“赶超意识”。中国现代化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性模式必然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赶超型模式。二是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独立自主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经济概念。民族独立解决之后，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开启，我们面临着国家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的问题。如何摆脱强大的国际资本的依附，避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始终是当时现代化战略选择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此外，再加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逐步形成并定型：“工业化+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政权+独立自主+……”。可以看出，它本质是苏联模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的特征，其可以归结为“反资本的现代性模式”[28]。在经济上，彻底否定私有制，主张单一公有制；批判资本、市场经济，主张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在政治上，强化国家政权的作用，完全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政治权力带有“全能主义”的性质，渗透到整个社会领域。在思想文化上，批判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等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强调“精神鼓励”，淡化甚至否定“个人物质刺激”。在对外关系上，它与资本主义“脱轨”，封闭于资本全球化之外。除了抽象否定资本逻辑（以及资本逻辑背后的市场经济逻辑），“反资本的现代性模式”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反资本的现代性模式”的确不同于资本现代性逻辑，但是它根本无法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并没有开辟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29]
改革开放前30年，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第二步并没有真正成功。1978年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它的显著特征是改革开放，改革的核心就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开放的关键就是融入到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去。中国道路一方面承认和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防控和驾驭资本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的发展。中国道路以一种“扬弃”的方式，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形成了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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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道路：驾驭资本的现代性逻辑
三、中国道路：驾驭资本的现代性逻辑
从资本的角度看，西方经典现代性模式无批判地肯定资本，形成了资本现代性模式；苏联模式主张彻底消灭资本，形成了反资本现代性模式。那么，中国道路如何对待资本呢？
（一）驾驭资本
这需要先行解释中国道路的目标导向或规范基础。中国道路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要追求什么样的现代性目标？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的基本性质：“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30]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1]它包括了生产力标准和人的发展标准。生产力标准决定了中国道路必然需要利用和引导资本；人的发展标准又必然要求中国道路防范和规制资本。“驾驭资本”指运用各种力量使资本运行以及资本逻辑的相关展开服从社会主义和人的发展，它包括了利用和引导资本、防范和规制资本两个维度。[32]驾驭资本的实质就是要发挥资本的正面作用，规避或尽可能降低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一，中国道路是一条利用资本（以及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路。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尽管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跨越”、“现代化的跨越”，它仍然属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第二形态，其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经济，核心就是资本。“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33]现代性社会基本逻辑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当然它不仅仅指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了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当代中国，两者都需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发展。现代性文明的表现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代性文明的本质是物的依赖性，也就是资本的支配原则，它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4]。现代性社会无法摆脱“物”的逻辑，因为人的发展需要通过“物”的逻辑来实现。正如前文所述，资本是生产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中国道路成功开辟就在于破除了反资本的苏联模式，不断承认、利用和引导资本。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道路不断将资本、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等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库”中剥离出来，将它们中性化、工具化。在制度层面，中国道路不断改革单一的公有制，承认非公有制的合法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资本必须参与分配，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保障。在实践层面，总体来说，就是培育和发展国内民间资本，充分引进国际资本。
第二，中国道路是一条规制和驾驭资本（以及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服务于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它建立在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的发展是建立在工人的贫困基础上的，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相对立的”[35]。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社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等问题。作为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中国道路必然在理论上对资本持批判态度。当然，这种“批判”决不是抽象否定，而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所谓“澄清前提”，就是要回答中国道路以什么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资本、市场经济，而在于以什么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社会为本、以人为本的是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承认资本，是经济上的承认，决不是整个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承认。所谓“划定界限”，就是要明确资本运行、资本逻辑作用的范围和界限。资本的界限简单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效果界限”。驾驭资本就是引导其发挥正向效果，这个“效果界限”就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6]二是“范围界限”。“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7]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力和实现自我增殖，必然尽一切可能使自身转化为其他权力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中国道路要运用各种力量把资本力量、资本逻辑限定在经济领域内，防止资本向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的渗透与入侵，防止资本逻辑的过度滥用，使资本在国家意志、法治和道德等基础上运行。
第三，中国道路是一条运用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力量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社会主义力量包括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人民群众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关键的还是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承担的决不是“守夜人”角色。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过程中，资本从一开始就“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时间”[38]。国家权力是资本的“拐杖”[39]，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40]，资本与这个“拐杖”的关系是不同的。当资本在起步阶段或力量薄弱的时候，它寻求国家权力的庇护；当资本发展起来、建立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它开始限制国家权力；当资本积累过于集中、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的时候，它又会完全支配和控制国家权力，把国家当作它的避难所。但不管如何演变，西方国家权力的存在形态和作用方式完全决定于资本，国家权力服务资本意志。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它决定了资本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有效地与资本抗衡，只有依靠国家（真正的人民国家），才能引导和驾驭资本，使资本服务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资本利益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斗争必然集中表现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41]中国道路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必须用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否则，驾驭资本就是一句空话。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国家权力驾驭资本的方式不能理解偏了，不能阐释为用低于现代文明的、前资本主义的方式驾驭资本。从传统的“人的权力”到“物的权力”、从传统的“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资本权力”，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此相反，“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42]用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决不是倒退到传统社会，用“人的权力”（人与人的依附关系）、“政治权力”驾驭资本。驾驭资本，是以一种高于而不是低于资本文明的方式进行的。[43]从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看，国家权力要在法治轨道和理性原则下驾驭资本，公权力决不能随意地控制或侵犯私权；国家权力驾驭资本主要是在宏观层面，要杜绝其对微观领域的资本的干预或控制。此外，国家权力也要解决自我净化的问题，用人民力量以及其他力量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保证其人民性。总体说来，中国道路既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通过国家权力驾驭资本；既要发挥国家权力驾驭资本的作用，又要确保国家权力的人民性。
（二）中国道路的现代性逻辑
作为一种驾驭资本的现代性，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资本现代性模式，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窥视。
第一，从发展理念看，中国道路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资本增殖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逻辑、根本目标。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主导劳动的逻辑，坚持劳动主体论，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现代性发展的主线。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本）构成了处理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的最高原则。
第二，从现代化的动力及作用模式看，中国道路超越了单一的资本驱动模式，构建了资本—国家—劳动（人民）的三元主体相协调的驱动模式。西方现代化本质是资本主导驱动的模式，用资本逻辑统摄生产和社会生活逻辑的作用模式，推动社会发展。作为后发型现代化，中国道路突出了国家权力在现代化开启阶段的动力作用。在现代化的诸多力量作用机制上，国家权力不仅起着“动力机制”的角色，它和劳动力量（作为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人民群众）还必须起着像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44]的作用，也就是对资本、市场经济不断扩张而起着平衡和牵引作用。中国道路超越了“大市场-小政府”的模式，构建起“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新模式。
第三，从现代性的社会维度看，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两极化的社会对抗的现代性模式，建立了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模式。在资本主导的现代性下，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阐述资本的回报率总是高于工资的增长率，证明了贫富分化在当代的客观趋势。此外，社会撕裂、阶级冲突与贫富分化相伴而行。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5]。中国道路坚持了以劳动者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逻辑。中国道路运用国家权力驾驭和引导资本，国家权力是资本-劳动之间的重要平衡力量，国家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力量）可以引导剩余价值的分配与使用，使得剩余价值以民生建设等公共利益形式回归劳动者自身，实现人的发展。中国道路还可以运用体现政府意志的经济力量的公有资本，来确保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生产逻辑。
第四，从现代性的“品性”角度看，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对内掠夺、对外殖民的扩张之路，开启了和平发展的大国崛起之路。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品性”本质上是暴力的、反和平的，它建立在“霸权逻辑”基础上，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对劳动、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二是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与掠夺；三是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中国道路的“品性”是和平主义的。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而非西方式的掠夺与殖民。中国道路不仅在起步阶段，而且在成熟与发展阶段都是和平主义的。中国道路超越了“国强必霸”逻辑，为民族国家的和平崛起、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中国方案。近些年，我们倡导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中国道路超越了“发展-依附”、“贫困-独立”的抽象二元论，开创了“发展-独立”型的现代化之路。长期以来，现代性一直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只能做“两难选择”：一是走西方道路实现现代化，在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中实现“依附性发展”；二是与资本全球化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完全脱钩，实现封闭性的、低层次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这一困境：一方面，中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之路，它谱写了现代化的中国奇迹，说明了“存在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46]；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摆脱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不仅避免了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而且实现了自身从世界边缘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力量转移”。“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47]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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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中国道路是一条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其一，资本现代性逻辑是有空间边界的，不是适用一切的。其二，中国社会形态跨越是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前提，它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三，以彻底否定资本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性模式无法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真正结合。其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坚持利用资本与驾驭资本并举，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性模式，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而且也开启了一种新现代性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4] 利用资本力量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必然等同于资本现代性模式。它所指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性模式，资本不仅支配了现代性的生产和经济领域，还支配了整个社会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现代性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模式。资本现代性在展开过程中的一系列客观规律，也就是资本现代性逻辑。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9]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95-996页。
[11] 关于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参见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2]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资本内在界限的核心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具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6-9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14] 任平：《论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及其世界意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9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
[21] 谌中和：《马克思晚年学术转向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22] 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3] 吴波：《社会形态与现代化双重视野中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24]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页。
[25]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26]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0页。
[2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28] 有学者概括为“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5页。
[29] 衡量社会主义现代性，不能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规范要素（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而是有一系列客观指标的。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2] 狭义的或一般语境的“驾驭资本”单指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利用和引导也是驾驭的一种表现。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3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1页。
[39] “拐杖”的说法来自马克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0页。
[40] 关于资本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变迁，参见武海宝：《资本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
[41] 孙承叔：《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心的第二次转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43]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强调过：“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58页。
[44]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 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
[46] 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2页。
[47]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 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48]《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页。
文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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